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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是抗戰歷史上一場震撼中外的重大戰役。會戰歷時3個月，從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其間國民黨軍隊先后投入70萬左右的兵力，日本軍隊亦陸續增兵至30萬左右。盡管淞滬會戰以上海失陷而告結束，但國民黨軍隊在民族大義鼓舞下的頑強戰斗，給了日本軍國主義以一定的打擊。

被忽視的細節：淞滬會戰緣何而起?

1937年8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該聲明稱："……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企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發生事故……"在后來的大部分史書中，提到"'八一三'淞滬戰役"(下稱"淞滬戰役")，一般都會提到虹橋機場事件。而關于虹橋機場事件的描述，一般都會以該聲明的內容為基礎。

但據當事人之一，時任上海市公安局浦淞警察所所長董昆吾回憶，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日方兩軍人于1937年8月9日下午駕車闖向虹橋機場的大門。哨兵向空中鳴槍示警后，日軍駕車沿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向北行駛。后都被身著上海保安隊服裝的國民黨部隊獨二旅(一稱該部番號為獨二十旅)士兵擊斃在警戒線內。由于此事件發生在董昆吾轄區內，董帶領警員第一時間趕到案發現場。據董昆吾回憶，事件發生后，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即提出將警備司令部中的一名待決死囚調出，將他換上保安隊的服裝，打上綁腿，拉到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內擊斃，以為對這一事件的交涉有站腳地步。董昆吾在和日方人員交涉時說，"起初是這輛汽車意圖沖進飛機場大門，不聽守兵攔阻，并先向場內守兵開槍，擊斃我方守兵一名，場內守兵為自衛計才向汽車開槍"等。

當晚10時，上海市市長俞鴻鈞為此事親赴日本駐滬總領館交涉。俞鴻鈞表示，對虹橋不幸事件殊深遺憾，盼日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擴大，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日方同意將該案交由外交途徑解決。第二天，中日雙方就該事件展開調查。俞鴻鈞除派人調查、搜集證據外，還詳電中央報告與日方商談經過。外交部訓令以外交方式解決，避免擴大。日方也派員調查，海軍武官并將肇始經過向海軍省報告，請求善后辦法。

事件的激化出現在應日方要求的驗尸環節上。據董昆吾回憶，事發當晚日軍軍醫曾在現場驗尸并質疑。1947年5月在國統區出版的《中國抗戰畫史》，收集了抗戰期間的新聞圖片和報道資料。其中有兩幅圖片分別顯示了中日雙方人員在夜晚和白天到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其說明文字為："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傍晚，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與水兵齋藤要藏駕汽車經徐家匯至虹橋，欲沖入虹橋機場，擊斃衛兵;布防該處之保安隊乃開槍射擊，將日官兵擊斃，形成所謂虹橋事件。圖為雙方至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

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楊紀采訪過虹橋機場事件，他有這樣的回憶：

我趕到真如(滬西地名)的法醫研究所時，已經有兩個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和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術臺上躺著一具尸體，背部有兩個小洞，顯然是手槍一類的兵器打的。法醫們每當工作告一段落時，四個日本人不約而同地總是搖搖頭，表示很不相信的樣子。一是死尸手臂上有被繩索捆綁的痕跡;二是此人是被駁殼槍打死的，而兩名日本軍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徑勃朗寧手槍;三是此人蓬頭垢面，指甲過長，不像是軍人……

關于虹橋機場事件的中方人員替身問題，時任國民黨參戰部隊之一的第九集團軍作戰科長史說，在其回憶中也有類似董昆吾回憶的內容。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發生后，張治中立刻在其蘇州的住所召見獨二旅副旅長楊文?，要楊文?親自到上海調查事件真相。經楊文?10日上午實地調查核實，發現了淞滬警備司令部制造替身，其結果弄巧成拙，反被日本人和其他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員看出了破綻的事實。楊文?認為：此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屬于突發事件。

盡管上述人員回憶所述具體細節有所差異，但這個替身問題的確是激化了雙方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日方態度強硬。8月11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提出無理要求：一、將上海保安隊撤退;二、將上海保安隊已設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鴻鈞表示，中國政府必將此事照外交方式解決，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際大舉增兵上海，是赤裸裸的威脅。

除了駐上海的日軍在調配兵力備戰外，東京方面也在籌劃增兵上海。8月11日，日本首相及外、陸、海三相舉行四相會議，決定派兩個師團至上海。日本海軍軍令部首腦會議主張抓住時機，"在近期內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避免"留下禍根，貽誤將來"。當夜11時55分，日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親王向第三艦隊司令官發出放手行動指示。

8月12日，蔣介石以上海虹橋機場事件談判日方態度強硬，為防日軍在上海發動挑釁行為，積極部署上海軍事。張治中被任命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張發奎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張治中在部隊輸送完畢后，曾請示是否可以在8月13日拂曉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復電："希等候命令，并須避免小部隊之沖突為要。"對于張治中的這個先發制人意圖受阻一事，許多史家認為錯過了一個最佳的作戰時機。同一天，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會晤日使館參贊日高，商討虹橋機場事件解決辦法。

在當時中國國內抗日情緒十分高漲而日本又急切希望盡快使中國屈服的情況下，中日雙方態度都很堅決。雙方交涉的內容以虹橋機場事件為開端，延伸到對方的備戰舉動，相互激烈指責對方破壞了1932年雙方簽署的《淞滬停戰協定》。因此，不管虹橋機場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但它突然引爆了淞滬戰役卻是不爭的事實。以就事論事而言，虹橋機場事件是淞滬戰役(日方稱為"上海戰役")的導火索;而點燃這個導火索，則可以說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改變日軍入侵方向：蔣介石的作戰意圖?

7月18日，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對7月11日制定的陸海軍《關于華北作戰的協定》作出說明："根據情況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青島、上海。本作戰限于保護僑民及奪取飛機場，但力求避免向上海派兵。"因此，直至淞滬戰役開始后，日本還沒有在上海"大打"的意圖。另據《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料長編——大本營陸軍摘譯》記載：淞滬戰役打響后，日方最初僅想以第3、第11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應對，但隨著對中國軍隊決心在上海"大打"的意圖逐漸明了，而向上海增派兵力。

同時，中方一開始也并沒有大打的意圖。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為了防止日本再次由上海入侵，國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防御日軍攻擊南京的工事，即吳福線、錫澄線和乍嘉線，以及以城垣為核心構筑的核心陣地。不過，直至1937年，其修筑質量仍令人擔憂。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上，蔣介石指出："我們現在對于國防上作戰的準備與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沒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沒。"蔣介石還給出了具體例子："官方報告稱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飛機上往下一看，事實是十個里有九個還暴露在外，極易遭到空襲。""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他事情了。"(拉納·米特《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1937年1月國民黨參謀本部制定的《民國26年(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指出，"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于開戰之初應先用全力占領上海……阻止敵之上陸……不得已時，逐次后退占領預設陣地。最后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衛首都。"在同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決定在華北部署三道防線進行抵抗。軍政部長何應欽作了七七事變以來的中央軍事準備報告，在談到彈藥儲備時，稱："在長江及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江南囤積三分之一。"順便提一下，8月10日行政院通過了《上海各工廠遷移內地工作案》。關于這個工作案的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工廠，123家左右進行了遷移。其他大部分工廠，同平、津一樣，均淪入敵手。淞滬戰役開始后的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的作戰指導方針提出："對于侵入淞滬之敵，應迅速將其掃蕩，以確保京滬政治經濟重心。同時對于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乘機殲滅之。"

在參加淞滬戰役的國民黨軍隊將領的回憶中，還有這么一個內容可資佐證。第九十八師二九四旅旅長方靖回憶，他們于1937年8月12日由武漢乘輪船開往南京擔任警衛，13日抵達南京下船后得悉上海發生戰事，于是在14日下午乘火車奔赴上海。在這里首先是奉命警衛南京，到達南京后才改變了目的地。而宋希濂擔任師長的第三十六師，8月13日晚在駐地西安接到的命令是："火速開赴上海參戰!"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引發淞滬戰役的虹橋機場事件，是與國民黨軍隊秘密增兵上海和秘密修筑工事分不開的。七七事變后，張治中被任命為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制定的作戰預案，擬進行"先發制人"，決定在上海發生戰事時，"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爭取"一舉破敵"。張治中于7月30日致電軍委會，要求自行掌握發動進攻的時機。于是，張治中派正規軍，即獨二旅的部隊，穿著上海保安隊的服裝進駐虹橋機場。此事被日方察覺后，向中方提出抗議，還向中方提出要求查看。但日方要求均被中方拒絕。同時，中方也指出了日方的"敵對行為"，即日方在上海的一系列備戰舉動。日軍在中國土地上橫沖直撞，其本身就構成了侵犯中國主權的挑釁行為。

通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開始中日雙方都沒有大打的意圖。作為中國，不過是吸取了日本慣于尋找借口搞突然襲擊進而得寸進尺的教訓，采取了事先防范措施。一旦可以"斷定敵必發動無疑"，即"先發制人"。而日本，一來沒有把上海作為作戰重點，二來認為七七事變后，三萬日軍幾天就攻陷了北平天津，在上海只要"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就肯定可以達到消除"禍根"的目的。

自上世紀60年代以后，臺灣史學界開始流行一種說法，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下了決心在上海開戰，是有戰略目的的。簡言之，就是將主戰場和日軍主力吸引至長江沿岸，防止日軍從華北南下直撲武漢。后來不少大陸學者也多多少少認同了這種說法。這種說法還延伸到大陸的文學藝術界，以至有些作家的紀實類作品甚至說大批日軍"稀里糊涂"被引向上海時，"蔣介石眼見日本人中計，止不住暗自竊笑"，云云。

這種說法，實際上陳誠早在1946年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就曾提到過。至于大陸不少學者認同這種說法，則主要還是依據1987年大陸公布的關于陳誠的回憶史料(就像現在流行的"檔案解密")。下面是這則史料的有關內容：

1937年8月20日，陳誠向蔣介石建議："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于我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蔣立即表示："一定打。"陳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這則蔣介石和陳誠對話的史料來自《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據刊載此資料的《民國檔案》季刊介紹，該回憶資料是1945年由陳誠本人口述、經其左右記錄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內。1948年，"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指派專人從重慶到南京，攜回回憶資料的全稿，摘錄其中部分章節交該會編纂組用于編寫抗日戰史的參考。

《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是否能作"鐵證"，非常值得商榷。不妨比較一下《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一書，此書是1937年11月14日，即淞滬戰役結束后第二天出版的書籍，由上海戰時生活社編輯并發行。該書收錄了陳誠、洛甫(張聞天)、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其中有陳誠的三篇關于淞滬戰役的文章。第一篇是《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發表時間是在淞滬戰役進行到兩個月的時候。該文寫道："當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我們就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很明顯地是在傾其全國可能兵力，運用大炮戰車的威脅，求達速戰速決之手段以遂其一面占我整個華北，一面發動淞滬戰爭，以牽制我軍力，甚至妄想'威脅我南京'，造成所謂既成事實，使我們屈膝求和，使列強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認。"陳誠同時對戰事進展充滿信心，稱："經過兩月的苦斗，敵人已疲于奔命，處處暴露了懦怯的丑態與難堪的破綻。""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說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崩潰，引起內部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

通讀陳誠的三篇文章，找不到任何陳誠向蔣介石提出的建議那樣的內容，倒是有陳誠發現日軍的作戰意圖是"牽制我軍力"。這與8月20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指導方針中的"敵國為牽制我國軍兵力之轉用"也是一致的。

淞滬會戰的特殊意義

抗戰中中國存在兩個相互關聯的戰場，即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后戰場。中國抗戰之所以能堅持到勝利，在于兩個戰場的相互戰略支撐。盡管"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提法是1943年7月才由共產黨正式提出來的，但這兩個戰場的開始形成與確定下來，卻起始于淞滬戰役。

由于當時中國是貧弱之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過與日本妥協的打算。就在11月5日日本增兵登陸金山衛的那一天，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蔣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項"議和"條件：第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第二，華北非武裝區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華北行政權仍屬中國中央政府，但須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第三，擴大上海的停戰區，由國際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貨物的進口關稅;第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日本的這種條件，在當時的中國，無論什么人當政，都是不可接受的。蔣介石深知這一點。陶德曼在同一天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轉達了蔣介石的拒絕，同時透露了蔣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中國會發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決不能繼續當政"。作為掌握全國政權的國民政府，最好的選擇只能是堅持抗戰。淞滬戰役期間蔣介石在數次戰與和之間的徘徊后，還是選擇了戰。這就為正面戰場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他調集了黃埔系中央軍基本力量和空軍、海軍投入淞滬戰場，成為戰斗主力。在蔣介石積極主動調整、改善與地方實力派的關系，以及中央軍的表率下，川軍、桂軍、粵軍、湘軍、黔軍、鄂軍以及東北軍、西北軍的部隊，都紛紛奔赴淞滬戰場，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當然也不能否認當時張聞天所言"中國亡了，你們的局部利益也沒有了"的因素)。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全國性的"共御外侮"陣線的建立，成為正面戰場形成的主要標志。如果說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的話，那就是長期以來的中央與地方軍人之間的矛盾，終于讓位于一致對外了。

當然，正面戰場在形成之初就暴露出先天不足。不少親歷過淞滬戰役的國民黨將領在總結失敗的主要原因時，發現"友軍之間常懷猜忌，不特中央軍與非中央軍之間，即同為蔣之嫡系亦如此"。不過，在后來的艱苦的抗戰歲月里，盡管出現了國民黨副總裁等大批軍政官員投靠日偽政權，國民黨部隊六十余萬人降日成了偽軍，還有1944年在豫湘桂戰場的大潰敗造成的盟友對國民黨軍隊的信心"一落千丈"等嚴重問題，但正面戰場一直堅持到了最后，功不可沒。

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每次都是最終因統治集團的屈服而告失敗。只有這次抗日戰爭，國民黨政府沒有屈服，這對于中國堅持抗戰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國民政府作為反法西斯戰爭期間中國外交的主渠道，一直向世界展示中國人民的不屈精神，想方設法調動世界范圍內一切積極因素共同抗擊日軍，對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至于指揮失當、官兵素質差、漢奸猖獗和潰軍亂成一團，以致造成難民生靈涂炭等，也都是事實，但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得大于失的結論是完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另一方面，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加快了合作進程。但由于蔣介石提出的共產黨取消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分割陜甘寧邊區等要求被共產黨一一拒絕，直到1937年7月中旬，兩黨談判仍未取得較大進展。淞滬戰役的爆發促成了談判的轉機。

8月18日，最棘手的紅軍改編問題得以解決。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此宣言為中共方面文件，蔣介石始終未承認過國共是合作關系，只是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雖然國民黨當時有200余萬(一稱300萬)軍隊，但對共產黨的4萬多人的部隊，卻格外重視。由此可以看出，這支軍隊所蘊含的能量確實不可小視。據學者楊奎松統計，八路軍1937年8月底出動抗日時，只有34000余人、10000條步槍和極少數量的機槍。而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共產黨光正規軍就已發展到120多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已有近300萬至400萬人，控制著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后根據地。

淞滬戰役的爆發加快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而國共合作又加快了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的步伐。鑒于上海久攻不下，東京日方作戰部門于10月4日開會，決定從華北調用兵力。這在客觀上減輕了華北戰場的日軍對中國軍隊的壓力。忻口作戰是全國抗戰后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在戰區統一部署、密切配合下取得的正面堅守與敵后機動作戰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戰役。在忻口作戰開始不久，日軍第五師團的主力國崎登第九旅團就被調往上海，作為金山衛敵前登陸的突擊部隊。進犯山西的日軍因此長時間未能突破衛立煌在忻口的防線。日軍的后方則屢遭八路軍林彪、賀龍、劉伯承等師在平型關、陽明堡、雁門關一帶伏擊其增援部隊、飛機等，使其腹背受敵。特別是平型關大捷，使全國軍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是可以被打敗的。

八路軍一面靈活機動地打擊日軍，一面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當正面戰場在淞滬戰役期間形成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亦開始形成。兩個戰場的形成，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兩個相互獨立的戰場在戰略上相互支撐，使得日本無法傾其全力進攻和摧毀其中的任何一個戰場。這就為中國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幾十年來坊間盛贊的"屈原"(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和"蘇武"(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毫無疑問加速了日本的失敗，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侵華最終會以失敗告終是確定無疑的。早在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就已感到形勢不妙："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侖就是敗在消耗戰與游擊戰上，日本軍在中國是否感到無法應付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我一向認為打敗日本的不是美國。日本想在廣闊中國大陸稱霸，根本就是一場妄想。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這才是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當然，有的日本人會認為，如果不是美國的參與，日本一定會打敗中國。持這種觀點的日本人是沒能看到整體。"

今天我們回顧淞滬戰役，如果把它放在整個抗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思考，應該可以發現，淞滬戰役在客觀上產生的戰略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兩個戰場的始終堅持，也是中國在國力貧弱、外援極其不足的情況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戰略大目標的實現作出的始終如一的貢獻。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