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較評價：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參加抗清斗爭，目睹王朝興衰，后來著書立說。
政治思想上都反對君主專制的獨裁統治，回歸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夠在思想領域批判性地繼承傳統儒學，使宋明以來漸趨沉寂的局面變得活躍起來，但是各自的貢獻也不一致：
黃宗羲以抨擊君主專制著稱，后人傳習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顧炎武以倡導經世致用而開一代樸實學風的先河，后人傳習引用甚多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義思想集大成而著稱，其唯物思想啟示了近代人們的思維方法。
2、整體評價是：
他們繼承了晚明進步的思想傳統，在對傳統儒學的批判繼承中促使傳統文化重新煥發生機，構筑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思想體系，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歷史進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轉化的意味。
我們不能因為看到他們的新思想和對維護封建統治的宋明理學的批判，而將他們劃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們的思想里，我們能夠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蹤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與黃宗羲和顧炎武一樣，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動亂時代，促使他對傳統的程朱理學進行反思。
2、主張：
①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而物質又是不斷變化的。
②認為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1643年，農民起義軍勢力不斷壯大，張獻忠曾邀他參加農民軍，他拒絕了。1644年，清兵入關，不斷往南推進，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敗，逃到廣東肇慶，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權，對桂王政權里許多人結黨爭權的現象深表不滿。不久，他見大勢已去，辭職還鄉，長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瑤山區。他隱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稱船山先生。著作現存《船山遺書》288卷，還有一部分已經散失了。代表作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黃書》《噩夢》和《讀通鑒論》等。
2、王夫之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思想：
他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即物質是普遍存在的，客觀規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質本身的；又說：“氣者，理之依也”，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賴于物質的，由物質產生的，離開物質，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還研究了認識論反映論的一系列問題。他認為客觀事物是可以認識的，而認識則來源于實踐?“紓”（這里的“紓”，指的是個人的實踐）。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是對我國古代樸素唯物思想的一個總結，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李贄的離經叛道
李贄的離經叛道：
（1）歷史背景：
①政治：明朝后期，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空前尖銳，吏治腐敗，奸佞當道。
②經濟：生產力發展
③思想：把孔子奉為神圣。
④個人：李贄任職期間，目睹了官場的污濁和道學家的偽善，不愿與他們同流。
（2）主張：
第一，挑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批判道學家的虛偽。
第二，抨擊封建社會的一些傳統觀念，強調個性發展。首先他反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現象，追求平等、個性。
第三，批判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強調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認為人不能脫離基本的物質生動去談仁義道德，主張人應該享受正當的私欲。
（3）影響：
李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要求。
（4）思想評價：
李贄是我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他將矛頭直指封建禮教和整個正統思想，其思想具有鮮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戰斗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要求，帶有民主色彩。
李贄及其主要思想：
1、簡介：
李贄（1527?1602），號卓吾，福建晉江人，回族。從30歲到54歲，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國家學府教師）、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職。
在二十多年的官場生活中，不與腐敗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學問和講學活動，常與上司抵觸。辭官后，先在湖北黃安居住三年，后來隱居麻城龍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專心從事講學和著述。由于其言論著作，猛烈抨擊了綱常禮教和孔孟之道，統治階級把他視為“洪水猛獸”，屢次加以迫害。萬歷二十八年（1600），反動勢力糾集流氓打手，以“維持風化”為名，拆毀芝佛院，將他驅逐出境。
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獄，并下令禁毀他的著作。當時李贄已76歲，病得很嚴重，聽說明政府還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獄中自刎而死。
2、著作：
李贄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書》《藏書》《續焚書》《續藏書》等，明清兩代均被列為禁書。
《焚書》的起名是李贄認為將來這些著作定會遭到焚毀。《藏書》的命名則是由于李贄認為這部書“顛倒千萬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的緣故
3、思想：
李贄具有突出的反對封建禮教的思想。
①他蔑視儒學經典，認為六經、《論語》《孟子》等經書，不過是當時弟子的隨筆記錄，有頭無尾，得后遺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時的對病發藥，絕非“萬世之至論”。
②他尤其反對神化孔子，認為孔子是人，別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給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焚書》）因此不能把幾千年前孔孟的學說作為衡量今天是非的標準。李贄還對封建傳統觀念進行了批判。
③他認為每一個人都具有一般所謂“圣人”的“德性”，凡人與“圣人”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人人皆可以為圣”，“圣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焚書》）。因此，侯王與庶人同等，并無所謂“貴賤高下”的區別。
④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對歧視婦女，認為“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必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
⑤他還主張婚姻自主，贊揚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相愛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藏書》）。李贄的這些言論，直接沖擊了儒學的獨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級和綱常禮教。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顧炎武倡導經世致用
顧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亂，社會動蕩，迫使很多有作為的知識分子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道理。
2、主張 提倡“經世致用”思想。
3、影響：開一代樸實學風的先河。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4、代表作：《天下郡國利病書》
進步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分析李贄、黃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時，已經作了一結論性說明：“明清之際的思想批判是在當時政治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條件下萌生的，是適應時代要求的。”在總體上分析明清時期儒學思想出現活躍局面的原因時，又作了較具體的說明：“君主專制制度的空前加強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以及“江南一帶的市民工商業者”的涌現。
顧炎武、王夫之和黃宗羲都是同時代人。他們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滅亡，經歷了抗清斗爭的失敗，感受了社會的動亂和危機，這就促使知識分子對社會制度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程朱理學）進行反思和批判。顧炎武批判道學脫離實際的學風，主張發揮孔子的“博學于文，行已有恥”的積極思想，提倡到實踐中求真知。王夫之從哲學的層面批判理學所謂萬物只是一個天理及其在內心求“理”的認識論，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體系。顧炎武、王夫之都主張文人多研究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反對空談。這說明進步思想的產生除了與當時特定的政治、經濟因素有關外，還與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個人的經歷相關。
顧炎武及其思想主張：
顧炎武（1613?1682），號亭林，江蘇昆山人。年輕時參加“復社”反宦官斗爭。清軍南下，參加當地的抗清斗爭。抗清失敗后，遍游華北，載書自隨。所至墾田度地，訪問風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邊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顧炎武學問廣博，對經史子集、音韻訓詁、典章制度、兵農經濟、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絕清政府的征辟，專志經學的研究。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數十種著作。
顧炎武主張“經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認為明末一部分知識分子束書不觀、脫離實際、游談無根，“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弄得“股肱墮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是一種誤國誤民的不良風氣。因此，他主張學以致用，認為著書立說應該有益于當世，“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實踐自己的主張，把書本知識和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開創了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優良學風，對清代學者產生了很大影響。顧炎武還反對君主專制的“獨治”，主張吸收更多地主階級分子參政的“眾治”，認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則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廢棄不用）矣”（《清儒學案?亭林學案》）。顧炎武還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他把封建社會中“亡國”與“亡天下”作了區別，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里所說的“亡國”指的是改朝換代，是一個封建統治集團代替另一個封建統治集團的問題；而“亡天下”則是指民族、文化的淪亡，是關系到整個民族命運的大問題。他認為，“保國”與“保天下”不同，“保國”即保衛舊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一般人不必關心；“保天下”即保衛本民族及其文化，則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正始》）的著名論點。梁啟超把他這種愛國思想歸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大字。顧炎武的這些思想，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后人曾有很大的影響。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唐甄論“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唐甄政治思想：
1、抑君富民的社會啟蒙思想：
唐甄的社會啟蒙思想，主要表現在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發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識的政治主張。他不僅繼承發揚了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經世傳統和批判精神，而且具體提出了救治社會弊端的實際措施。
①批判封建專制，提倡社會平等
唐甄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首先表現在他猛烈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殘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權勢、倡導社會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張。
②主張實治實功，倡導富民立國
唐甄的社會啟蒙思想，還表現在他提出了“治道貴致其實”、“ 立國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張。唐甄在自身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社會的動亂黑暗，民眾生活的艱難困窮，就在于統治者沒有采取實行、實事、實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
2、盡性事功的心性學說 ：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在對傳統儒學的反思認識中，提出了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學說。他繼承發揚了從孟子到王守仁的盡性事功的心學思想，尖銳批判了程朱理學末流只談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習。
評價唐甄：
1、積極作用：
①唐甄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皇帝也是人，沒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他們為了奪取皇位常常無故殺人，殘害百姓。
②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權的主張，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們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權貴作斗爭的權力，以“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之過，使皇帝有所顧忌。
③唐甄還發展了產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離開了民，便沒有國家的政治。他指出，國防靠民來鞏固，府庫靠民來充實，朝廷靠民來尊崇，官員靠民來養活。君主只有愛護人民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如果無道于民，縱然“九州為宅，九州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④唐甄對“官”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天下難治，人們以為是民難治，實則不然，“難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認為大多數官吏“為盜臣，為民賊”。
⑤他還提出了愛民、保民、富民的具體政策，主張打擊貪官污吏，強調“刑先于貴”；呼吁政府幫助農民種值農桑，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
針對當時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唐甄提出貧富要相對平均的主張。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
⑥唐甄還提倡為民的功利主義，反對理學家們“儒者不計其功”的說法。他認為儒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能定亂、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顧自己，那就同一個匹夫匹婦沒有什么區別。唐甄的民本思想對后世有較大影響。
2、唐甄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處，仍把國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賢明君主身上。他說：“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為君之道仍然沒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唐甄：
唐甄（1630～1704)，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論家。初名大陶，字鑄萬，號圃唐甄塑像亭。四川省達州（今通川區蒲家鎮）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順治十四年(1675)中舉人。曾在山西長子擔任過10個月的知縣，因與上司意見不合被革職。后曾經商，因賠本乃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維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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