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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曉娜對于金融市場的從業者而言，央行是神秘和不確定性的集合。而美聯儲更是如此，這家位于的機構，一方面游離于美國的大選之外，另一方面卻手持金融市場的生殺大權。特別是今年以來，美聯儲操控加息大旗，從年初用嘴加息到年底，而臨近12月，加息看來已經板上釘釘，但我們至今無法淡忘這其中的沉沉浮浮。本月選擇這本書，既希望于通過閱讀了解美聯儲這家神秘的機構，也希望通過咀嚼歷史，發現美國貨幣政策中的一些規律和套路。

一、美聯儲主席的物色與任命：以沃克爾為例

美聯儲主席是美聯儲的靈魂人物，也是美聯儲各項政策的最終決策人，雖然美聯儲設有副主席一名，但其重要性和主席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美聯儲主席的物色與任命，總體來說是由華盛頓決定的。具體來說，以沃爾克為例，是由白宮物色、挑選，參議院認可，最后由總統任命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

1979年，聯儲主席出現空缺，卡特總統需要為聯儲尋找一個新掌門人。卡特先是挑選了舒爾茨擔任副主席。舒爾茨是一位來自南方的職業投資銀行家，出身富貴且具有企業家的冒險精神。為規避所有可能出現的利益沖突，在上任前，他出售了自己持有的銀行股份、國債和其他金融資產。顯然，聯儲主席的物色和任命要謹慎得多。空缺一周后，總統的顧問委員會提交了一份人選名單，其中有4人最有競爭力并被確定入圍。這4人是保羅·沃爾克、湯姆·克勞森（時任美國銀行行長）、大衛·洛克菲勒（時任大通曼哈頓CEO）以及布魯斯·麥克勞斯（布魯金斯學會會長、明尼奧波利斯聯儲銀行前行長）。4人中，沃爾克的簡歷最具吸引力。他做過研究，專業領域主要是貨幣領域，并涵蓋從銀行業到錯綜復雜的國際金融事務。他曾就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在這之前，還曾擔任尼克松內閣的財政部貨幣事務副部長，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以及擔任過大通曼哈頓的兩屆私人銀行業務部部長。此外，他年輕時就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中專門“啃數字”的經濟專家，后來還在公開市場操作平臺上與買方做過交易。簡言之，保羅·沃爾克可說是為美聯儲主席的職務接受了近30年的專業培訓。由于這一出色的專業背景，總統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傾向。與此同時，副總統蒙代爾又讓其首席幕僚莫爾向50個圈內人詢問了這名第一候選人的私人情況，這50人包括與卡特內閣保持親密聯系的企業執行官、律師、學術經濟學家、勞工領袖和政府官員。評價匯總后呈交總統。

上述流程可見，履歷和專業能力很重要，同時自己陣營中各方大員的評價和推薦也很重要，至少不能有太大的反對聲。不過當時顧問委員會對沃爾克最大的疑慮是他的合作精神，幕僚擔心他是否會太過于自我，于是總統先打了電話給第二候選人克勞森，其回復說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是否能夠接受舉家前往華盛頓，并最終回絕了總統的邀請。第二天沃爾克便直接被傳喚至白宮接受總統面試，結果他舉止得當，雖然現場總統不置可否，但其實結果已經不言而喻。

該書作者認為沃克爾的被選多少有些偶然，但偶然中又蘊含著必然。從白宮對沃爾克的物色與任命過程可見，專業背景、個人品格和領導力（合作精神）等是總統物色聯儲主席的主要考量，而專業背景、相關工作經歷無疑是第一位的。而專業背景又和當時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息息相關。例如，次貸危機發生后，總統任命的美聯儲主席是伯南克，而伯南克的專業特長是對大蕭條的研究，換言之，在經濟危機中，由他擔任救火隊長是最合適的。又比如，伯南克之后的耶倫。耶倫的特點是，既溫和也強硬，最主要的是她有著女性少有的客觀和穩定性。在格林斯潘時代，她是美聯儲中少數幾個敢于和格林斯潘當面爭辯、不屈不撓的委員，也為此贏得了格林斯潘斗士的雅譽。因此，華盛頓選擇她接任伯南克，賦予她結束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很恰當的，因為，這些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歸根結底是在格林斯潘任上埋下的惡果——具有很強的政治隱喻。在這個意義上，特朗普撤換耶倫的概率并不高。因為，在政治象征意義上，沒有人比耶倫更適合扛起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大旗。如果一定要說，耶倫之外還有什么合適人選的話，費舍爾也許能算一名。

二、美聯儲主席會在什么情況下會被撤職？

從本書來看，美聯儲主席會在犯下明顯過錯，又失去總統和國會支持的情況下被撤職。以本書為例，當時的美聯儲主席G·威廉·米勒就是在美國民眾對困擾他們的惡性通脹失去耐心以及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認為軟弱的美聯儲已經威脅到他的執政，并且需要一個替罪羊的時候被撤職的。

1978年初，威廉·米勒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當時美國的通脹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到了1978年末，有跡象表明通脹可能會危及經濟增長，當時有62%的民眾認為1979年的某一時刻很可能會發生經濟衰退。這一時期，銀行的短期借貸利率為10.25%。為了號召國民和通脹做斗爭，卡特還專門進行了一次演講，但這次志在安撫民眾的演講反而推升了利率，直接跨越50BP到了10.75%。在這種情況下，卡特總統被迫通過對內閣進行洗牌來表明心志，同時也拉上了威廉·米勒，雖然后者在17個月前剛被他任命為美聯儲主席。

一般來說，美聯儲主席會以調任財政部長的方式被撤職，后者其實也是美國經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管理職位。當時卡特為了體現他的革新精神，不僅解散了全部內閣，還辭退了白宮原有的工作人員，在這次內閣大換血中，司法部長、衛生與福利部長、財政部長、能源部長、交通部長都被解職。在這種內憂外患情況下，美聯儲主席被撤職好像也順利成章。

從更實質的層面來看，米勒的主要問題是被普遍認為其對通貨膨脹的前景過于樂觀，對治理好通脹問題上過于軟弱，以及由此帶來的華盛頓、華爾街對其履職能力和意志的質疑。當時的一些評論顯示，他似乎并不理解籠罩在美聯儲主席周圍的特殊權威光環意味著什么。在其就任初期，當委員會提出應調高貼現窗口利率時，米勒卻投出反對票，但最終結果仍是以4∶3宣告失敗。同事們曾委婉地建議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投票，但米勒仍然堅守初衷。這個消息在第二天就轟動美國金融市場，因為這位新任主席一向以軟弱示人，他在投票時總是會偏向多數人，即使有時并非他心甘情愿。

當華爾街的金融圈紛紛譴責G.威廉·米勒無力控制1978年和1979年陷入失控的通貨膨脹時，美聯儲的內部人士卻明白，米勒只是繼承了早先伯恩斯時代出現的某些錯誤，即1976年和1977年的貨幣過度增長。一位曾與伯恩斯并肩戰斗的美聯儲官員認為，所有錯誤都應該歸咎于伯恩斯極度渴望其能夠在1976年誕生的新民主黨政府內閣中繼續連任美聯儲主席。于是在吉米·卡特執政后數月內便出現貨幣急速增長，伯恩斯是在用一場極為隱秘的戰爭向卡特政府示好。最終，他為連任付出的全部努力還是付諸東流，但貨幣經濟學家卻將由伯恩斯過度慷慨的貨幣政策而導致的通貨膨脹強加給了剛剛上任幾個月的卡特內閣。

由此可見，米勒的下臺從表面上看是其對通脹的過于軟弱，但從根子上其實是其缺乏與美聯儲掌門人職位相匹配的專業能力、獨立性、敏感性和責任心。他相當于接過了伯恩斯的爛攤子，但既不為自己開脫，也沒有拿出應有的措施對問題進行解決。因此，也就理所應當地成了伯恩斯寬松貨幣政策的犧牲品。說到伯恩斯，也是一位差點被撤職的聯儲主席，他的品行被聯儲委員和國會議員所詬病，1972年的時候，他為了幫助曾經重用他的共和黨總統、他的老朋友尼克松能夠成功連任而默許了后者掀起的一項經濟刺激法案的通行。這一財政預算極具刺激性，伯恩斯卻不顧美聯儲委員的異議，推動美聯儲無形中成了助尼克松競選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大選開始前3個月，美國貨幣增長速度達到11%：競選期間的銀根松動政策確保經濟的空前繁榮和尼克松的重大勝利。然而就在第二年，美國就為這次激進行為付出了代價，失控的通貨膨脹達到新高，于是美聯儲開始實施銀根緊縮政策，美國經濟開始進入漫長而又疼痛的衰退期。這也是美聯儲歷史上遭遇的最嚴厲公眾控訴之一，在很多地方則被稱為美聯儲勾結政治的事件。雖然后來曾經對伯恩斯頗為不滿的美聯儲委員在1972年時選擇原諒了這位主席，但華盛頓的政客們，尤其是民主黨人，卻對美聯儲當初的否決力度抱以懷疑態度，他們看到的是一位保守的美聯儲主席為了曾經重用他的共和黨總統、他的老朋友能夠成功連任而默許經濟刺激法案的通行。因此，1972年的那段記憶對于整個美聯儲來說就像是難聞的臭氣一樣久久揮之不散。

三、美聯儲的決策機制和日常運行體系

在本書中，美聯儲被描述成一個怪胎。因為，美聯儲實際上不屬于美國聯邦政府，而是屬于美聯儲旗下的12家會員銀行，而這12家聯邦儲備銀行又隸屬并受控于諸多私家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均以美聯儲會員身份持有美聯儲股份。因此，歷史上有不止一次的國會議員提出，美聯儲的辦公大樓不應該像其他公共建筑那樣享受免稅，而是應該和其他私有建筑一樣繳納地方財產稅。

從機構設置的角度，美聯儲確實是一個古怪的安排，它某種程度上接受公眾監督，但其決策過程卻極其隱晦，它實行某種股份制，且股東歸根結底是一些個人或者財團，但卻又總是以國家利益和促進社會福祉的名義頒布和推行貨幣政策。它可以從容不迫地游走在由選舉產生的美國政府之外，而又始終是隸屬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享受著自己有別于華盛頓任何其他機構的延伸特權，可以在無需獲得國會許可的情況下提高自己的收入、擬定自己的財政預算，但有時又不得不面對來自地方稅務局的稅單和一小撮國會議員無窮無盡的責難。

美聯儲的最高領導階層是7位美聯儲委員，換言之，它實行集體領導或者說委員會領導，但聯儲主席又享有無可辯駁的個人權威。這7個委員都由美國總統任命，由美國參議院認可，任期14年。而這7位委員又要與12家儲備銀行行長共享權力，12位行長同時也在各地區私人銀行效命，從波士頓到亞特蘭大、從達拉斯到舊金山。這些行長的任命并不在華盛頓完成，而是在各區的董事會成員中選舉產生。每次由各商業銀行在9位董事中選出6位輪流擔任行長，這些商業銀行同時也是美聯儲體系下的會員銀行。每當美聯儲決定調整貨幣供給這樣的核心問題時，其討論和投票都是在包含兩股勢力的“雜交”委員會中進行的，即所謂的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委員會決議中，通常要包含12名成員，即7位美聯儲委員和5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后者在12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中每年輪流產生。其中只有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最為特殊和重要，因其不同于其他11家地區銀行行長，其擁有全部決議的投票權。

委員會在華盛頓共有工作人員1600人（另外還有在12家地區儲備銀行中工作的2.3萬人），但其中大多數人的工作都無聊乏味——對各種數據進行采集和分類、地區銀行的“加工”雜務、支票交易、貨幣管理以及其他針對商業銀行的服務項目。將各地區銀行上交的已付支票（canceledchecks）返給起點銀行以及將日常結算賬戶分發至各地區銀行，這種詳細而復雜的美聯儲運輸體系其實就是其商業交易的根本，也許并不比美國郵政系統的郵件分發工作更神秘。盡管美聯儲機構內部人員龐雜，但真正能夠接觸并影響到敏感問題（即貨幣政策制定）的還是委員下屬的一小部分人——總共不超過50人。

說到美聯儲的運行體系，必須提到它的兩個特點，一是中立性，二是神秘性。所謂中立性因為美聯儲是一個極力規避常規政治風暴、崇尚與世無爭的機構。美聯儲系統的幾萬工作人員脫離于美國常規的行政事務，甚至會在操控銀行數據之前履行自己一套精密而復雜的保密法則。如果讓交易員早于市場幾天獲悉貨幣統計數字，財富就會到手，但即使面對這樣的誘惑，美聯儲內部人員也從未制造過一起如此重大的丑聞。涉及國際貨幣市場業務時，經濟專家也不允許使用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美國國務院的專用網絡。

而所謂神秘性，其實又來自于其官方的保密性。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年都會召開8次至10次會議，針對貨幣供給政策進行反復研究，決議過程也絕對機密。只有在召開下次會議之后的6周至8周，美聯儲才能向公眾發表有關上次會議決議結果的簡短報告，而相關的內部報告、備忘錄以及支持決議的經濟分析報告，需在之后5年內被封存為絕密檔案。委員會審議意見手稿從來不見天日。過去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曾經有過在政策公布5年后將當初審議手稿公開的先例，但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這些歷史記錄就全部被即時銷毀。因為國會頒布《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之后，時任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Burns）就廢止了對審議手稿的完整記錄程序。在美國，這是一項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無法享有的隱私權。

四、美聯儲與華盛頓、華爾街的關系

總體來說，美聯儲相對獨立。不過如果非要劃分陣營，美聯儲就華爾街和華盛頓而言，可能更偏向華爾街一些。由于兩者都是美國社會的權力來源，前者代表資本，后者代表民主。因而，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有時目標一致、和諧共處，有時則存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特別是在兩者職能重疊的領域——例如美國經濟的管理——兩者的關系經常會面臨一種張力。很多時候，雙方的競合與否取決于兩者是否有共同的目標，有時候則也取決于誰更強勢。歷史地看，一位強勢總統或許會忽視華爾街的需求，會一味遵循自己的議事日程，甚至還可能會占領優勢地位。而一位弱勢總統卻不敢這樣做。而從美聯儲的角度，他其中的一個角色就是鏈接兩者的樞紐，這是它與美國政府的其他任何一個機構都不同的地方。因此它不得不同時傾聽來自兩個不同世界和兩個不同力量核心的聲音，即華爾街的私人資本需求和華盛頓的民主野心表達。美聯儲所做的每一個重要決定都會改變兩個領域內的利益，改變資本回收以及以美國政治前途為條件的美國經濟的繁榮和生命力。在這一點關系上，華爾街可能要比華盛頓理解得更為透徹，因為美國政府內許多人并不能真正掌控美國體系下的華爾街運行機制，他們甚至也不能理解美聯儲。而在銀行家和經紀人中間，美聯儲則被看做是另一個把握華爾街生命線的不確定因素，是足以令最大經濟玩家遭遇市場尷尬的強勢力量。

美聯儲的另外一個角色是華盛頓任命的金融領域管家。在經濟領域它顯然比華盛頓更專業。大多數的時候，華盛頓會傾向于信任美聯儲的決策，但在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華盛頓也會對美聯儲的政策作出批評。不過一般來說，美國總統不會直接對美聯儲的政策進行批評，而是試圖撇清與美聯儲的關系。因為在巨大壓力面前，美聯儲的相對獨立有時對華盛頓而言是很好的遮羞布。

美聯儲在美國的第三個角色可能是作為銀行的庇護神。這主要是從幾個方面來體現，一是美聯儲在總體上控制銀行業的風險。美國的銀行業雖然規模龐大，但在過去的幾百年里也是險象叢生。畢竟銀行是由人來掌控，銀行家會過于受個人沖動的影響，試圖擴張銀行貸款額度和無限創造新貨幣，從而聚集越來越多的利息收入，而這種收入是銀行利潤的主要源泉，直到最后因自己的貪心而導致銀行陷入崩潰。因此美聯儲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限制這些銀行家的瘋狂舉動。二是作為病危銀行的救助人。美國人發現，在美國，銀行是最安全的商業企業，無論其大小，倒閉后都會受到政府保護，而其他經濟實體則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年復一年，全美國總共1.4萬家銀行，陷入倒閉的寥寥無幾，有時一年不過6家到8家，有時則為零。1979年，美國有10家銀行被迫倒閉，但都是實力極弱且微不足道的銀行，這個數字與同年1165家礦業公司和制造公司、908家零售商品供應商、3183家零售商店以及1378家建筑公司的倒閉相比實在不足掛齒。銀行業是安全的、高利潤的，并且是幾近無故障營業的。事實上，在自1929年大蕭條至今的90多年中，美國再也沒有出現像大蕭條那樣的銀行業危機，而2007年的次貸危機，要追根溯源的話，也主要是一次投行危機、非銀危機，而非銀行業危機，由此可見，美聯儲確是銀行業的庇護神。雖然美聯儲也有強硬的一面，但總體還是寬和為本，因此，個人以為美聯儲在美國被戲稱為央媽也并不為過。

五、美聯儲角色的貨幣主義之辨

1913年創立美聯儲的初衷是將銀行體系從周期性資金流動危機和暫時性貨幣短缺導致的癱瘓狀態中拯救出來。通過“貼現窗口”，美聯儲向銀行提供短期貸款，暫時幫助它們度過危機和緊要關頭。除了1929年大蕭條這次驚天動地的例外（美國有近一半銀行倒閉），美聯儲的保護還算得上是極其成功的。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美聯儲也總是一次次被推到時代的風口浪尖，事實上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一直有人持續對聯儲提出異議。每年國會都會收到許多有關美聯儲改革的提議，發起人既有自由人士也有保守人士，不過除了1978年通過的美聯儲賬目應向國會公開議案外，其余的全部夭折。美國幾乎每年都有地區發起反對美聯儲的新訴訟，或抨擊其隱秘性，或質疑其合法性，但卻沒有一例訴訟成功立案。

美聯儲受到的批評既來自大眾對一家神秘機構管理關系其切身利益能力的懷疑，也來自對羅斯福行政以來大行其道的凱恩斯主義的反思。隨著70年代美國社會陷入滯脹，這種反思與美國社會中原先就存在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相結合便演化成了一股新的反對思潮，即貨幣主義。貨幣主義的核心論點是“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換言之，其隱含的潛臺詞直指美國貨幣的總閥門——美聯儲。

到底是什么引發這種現代通貨膨脹急劇上升現象發生的？經濟學家給出了五花八門的解釋：林登·約翰遜過度刺激美國經濟的行為應受到譴責，因其已到達美國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財政預算中為印度支那戰爭額外撥款數百億美元、為迎合新型“偉大社會”的需要不斷推出教育計劃、健康福利計劃和反貧困計劃。1973年以及后來的阿拉伯國家和歐佩克組織也要受到譴責，因為他們一手制造了石油沖擊。工人和勞工聯合會也受到牽連，因為他們對增加工資的要求超過了其實際生產力。企業管理人也要受到控訴，因為他們太容易滿足工人提出的要求，將成本提高的代價轉嫁給其生產的商品。所有這些被輻射到的因素都與通貨膨脹有關，然而其中的錯綜復雜、盤根錯節卻并不能讓民眾滿意。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人物的貨幣主義的解釋簡單而有力，他說，通貨膨脹就是由美聯儲一手造成的。

他經常被引用的學術名言實際上就是對美聯儲的一個大控訴：“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現象無處不在的表現。”這句話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如果美聯儲沒有為美國經濟提供過多的貨幣，通貨膨脹就不會發生。弗里德曼自己解釋道：美聯儲總是不負責任地來回控制貨幣供給量——經濟不好的時候，美聯儲放錢，供給過多造成通貨膨脹，經濟好起來后，美聯儲又收錢，迅速實施貨幣緊縮，從而阻斷經濟發展，引發經濟衰退。因此，貨幣主義理論的核心就是對人類期望值極度保守的闡述。即政府不要試圖將經濟愿望建立在超過以往經濟增長的歷史平均值上，這就是生命給予給人類的自然限制。如果民主野心試圖讓經濟超越這些限制，混亂和無序就要隨之而來。

弗里德曼的質疑不無道理，因為美聯儲自認為準確的矯正操作幾乎無法做到剛好。聯儲的貨幣政策本質上是對經濟活動的一種干預或者說矯正，這種矯正如果力度不夠，則不足以產生作用，如果過頭，則會產生副作用。而有時候又需要過度，所謂矯枉必須過正。因此，由不足或者過度矯正產生的不協調一直伴隨著經濟的運行，從而在短期內反而形成助漲助跌的后果。在1980年代發生的故事中，沃爾克顯然是采納了貨幣主義的這種反思，落實到貨幣政策上，他也放棄了盯住通脹或者利率這些傳統的操作目標，而是改為盯住貨幣總量，例如M1、M2。事實證明，沃爾克的選擇是對的。在經歷了1981年的大幅加息、1982年的經濟衰退后，1983年經濟迎來了復蘇。